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称，自己研究了一辈子中国金融改革，临退休有种强烈的失败感。现在改革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触及利益集团。其实，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集团，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而且他们以崇高的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阻碍改革。

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财新传媒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岭南论坛”于2015年3月29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君：在过去的16年里，我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说到这里，很少有人在16年里专注这个事情，我再有一个月就要退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失败了，没有完成使命，这个路还很遥远。

因此我常常感到很焦虑，我听到改革的议论，觉得大家并不在一个框架内讨论问题，概念框架，理论框架，着眼点，诉求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想有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本身就很困难，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要想形成共识更困难。

在技术方面，世界银行专门有金融部门，有几千人在这个领域，在各个国家工作。但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资本账户开放，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汇率制度的开放等等，我们从来不把他视为放开。我们更关注还是金融体系的稳健，能不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是以方便、快捷、可靠的方式。

我现在听到种种关于金融改革的说法，我觉得大家都在说表面现象，互相之间不能够融会贯通来看的问题。拿利率来说，利率改革说了很多年，2000就开始说，我现在把当年关于利率的报告拿出来看，国有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的发展，差不多稍微改改日期就可以用。什么意思呢？在这十多年里，改革进程其实很缓慢的。问题是，如果存款利率又可以放开，又不引起矛盾的话，岂不早就分开了？

很多年轻，人民银行把全天下的存款保险机构都请到中国来讨论，到现在这个制度还没有实施，这背后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利率改革在国有企业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在虽然不是国有银行，但仍然受到保护的金融机构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利率改革能单独往前推进吗？

中国的金融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变得错综复杂，所以的问题缠绕在一起，现在改革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其实，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庞大的国有银行集团，已经在绑架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而且他以崇高的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阻碍改革。现在查哪一个国有企业能没有腐败？

我有的时候想想那些落马的高官，我也替他们惋惜。这些人放在不同的制度下，他们完全可以拿到成倍的超过自己的收入，也不必说坐牢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批人，还侥幸拿这个要挟中央。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提速金融改革，我的感觉就是不放慢就不错了。

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金融改革会不会放慢，我实在想不出来金融改革不放慢的确切根据。改革的目标和内容没有形成共识，如果按照现在分在各个部门的方案和任务去落实的话，三五年可以写一个漂亮的报告说改革完成了。但如果说中国金融改革建成稳健的，能够提供一个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服务，又不造成风险的话，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上午陈主席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我的疑虑，就是一个行业监督机构把自己当作主管，而不是与监管对象保持距离。前两天我看吴晓灵女士提出刚性对付的问题，我都非常赞成。但你现在敢突破刚性对付吗？如果中央领导不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现在就开始形成共识，进行布局，到了十年的时候，回头再看肯定来不及了。哪一个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建设，就拿许成钢教授说的法制问题，在法制领域，经济的立法既有过度，又有不足。那些良法还得不到很好的落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后面的事情就太大了。

习已经高瞻远瞩，有了自己的想法了，但很多官员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还是在那里阻扰。就算我们形成了共识，如果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者，他们不提高他的权利，同样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所以这个过程不需要时间吗？

第二个问题，据我的观察，整个国家机关的运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其实金融改革背后真正需要改的是政府，是政府在金融领域职能重新定位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国务院和行业部委的关系，以及这些部委之间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哪一个政府部门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哪一个政府部长敢站出来说：我是国家公务员，考虑的都是公共政策和利益，没有私人部门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分不清政府部门各个部门以及他们之间的责任和权利，大家都处在一个不自在的情况下，改来改去，所汇率、利率，这些都是人在改，人不改的话，怎么可能改。

当年韩国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韩国恰恰没考虑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改革。所以这些自由化因为涉及到既得利益受到阻扰。改革的历程一定从最上游的形成共识，建立一个统一的目标，认识到存在的，约束条件，把这些扎扎实实一个一个理清。现在很多决策，包括现在机制，信贷低下和人关系有关。有至于研究这些问题的，等我下一个月退休老头，你愿意的话，我们私下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