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的经济学家与在朝的经济学家

融资技术 2016-02-09  星期二 《人物》杂志 5275字 经济,经济学家

“政治情商”

林毅夫先生的电子邮件时常在深夜1点左右到达。这位62岁的经济学家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应对几乎满负荷的日程表,在座谈会、论坛、研讨会等事务性工作的间隙,他利用中午吃盒饭的时间和学生开讨论会,在深夜写文章、回复学生和媒体发来的邮件。2008年赴世界银行任副行长一职时,他拖着两个行李箱在北大给毕业生致辞后直接去往机场。4年任期结束从华盛顿回国,他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大放松”,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林毅夫也只是和妻子去看了场电影。

林毅夫的办公室位于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墙壁上悬挂着与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会面的照片,记颂一位名叫曹全的东汉官员功德的隶书长卷,以及卢旺达政府赠送的工艺礼品、埃塞俄比亚总理的奖牌和塞内加尔总统授勋的证书。林毅夫曾多次去非洲介绍“中国奇迹”—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持续35年维持平均9.8%的经济增长,他向这些非洲国家传授招商引资、兴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当地建工厂牵线搭桥。

20年前林毅夫在书中预言,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的中国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研究,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这个预言已在去年成为现实。但国内一些学者对此并没有表示出太多兴趣,因为保持着“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增长速度时,腐败与贫富差距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疾病。

林毅夫的研究不止于谈问题。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挖掘这种发展潜力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或许因为对于中国现实的这种判断,林毅夫及其观点受到历届领导人的重视,他多次参加中南海专家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参事,林毅夫领导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团队每季度向国务院递交一份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报告。报告中,他并不多讲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谈如何解决当下急迫的保增长、金融安全等问题。去年夏天,他作为优秀专家代表,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邀请到“夏都”北戴河休假疗养。

他并不多谈自己对于决策者具体的影响,而是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敲敲边鼓”。外界猜测他熟知这种场合的说话之道,林毅夫听了脸上露出那种礼节性的微笑,“就像我跟你讲,我不是讲得很直接吗?”他对坐在面前的《人物》记者说,“我不曾提出任何观点和建议去讨好任何人,也不曾有任何观点和建议和我自己一贯秉持的理论体系相矛盾。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的成因和改进办法,政府也是实事求是地想解决问题,觉得我的建议说到点子有建设性,自然容易接受。”

与林毅夫相识多年的经济学教授姚树洁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林毅夫学会了中国的中庸,“在中国,没有政治地位,学问做得再好,人们还是会看轻你。再好的观点和主意,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一定不会重视。因此,在中国真正有作为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政治情商一定要高。”

但这种政治情商也让这位学者受到质疑。因为一直以来对“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林毅夫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这位北大教授同时还是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一个知识分子拥有政府给予的头衔时,他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性?批评者认为林毅夫犯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毛病—近年来,林毅夫在不同场合宣扬中国经济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一篇财经评论文章中写道,在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下提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是因为林毅夫充当了政府代言人角色。

“他是一个半政治人物。”86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人物》记者说,“我觉得林毅夫是很聪明的人,他不说得罪人的话,政府喜欢听的话,他多讲一点,他也讲政府不喜欢听的话,但是呢,那是少数少数。”

去年7月,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座谈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产生的争论成为热门事件。“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到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对吧?这个比较优势企业家最清楚的。而看看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乱点鸳鸯谱。”当时,张维迎以此比喻政府产业政策的不靠谱。

“这是没错,但种水稻要灌溉啊,农民自己能灌溉吗?”林毅夫举起麦克风打断他。

坐在台下的学者笑起来,张维迎皱了下眉头摆摆手,“不是这样,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

林毅夫没再说什么。座谈会结束后,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他在一篇回应文章中特意指出对手的新论据与整个讨论并非在同一层面,并提到了学者思想独立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 理念与现实”  

那场纪念会的主角、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世时也曾与林毅夫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杨小凯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0年,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发展,会缺乏动力进行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将付出极大代价。而1979年台湾青年林毅夫从金门横渡2000米海峡游到大陆时,“文革”已结束,他面对的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土地。

林毅夫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贫寒的家庭,年少时受父亲影响,崇拜修建都江堰的李冰,渴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在台大读书时,他作为学生领袖参加校园民主运动,投笔从戎后又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担任上尉连长。前途虽光明,但“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林毅夫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本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林才得以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偶然的机会林给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当翻译,获得对方赏识,又受邀赴芝加哥大学读书。1987年回国后,这个曾经的敏感学生进入著名的“9号院”—国务院农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工作,这个带有智库色彩的政府机构由杜润生创办,王岐山曾担任过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回国时,林毅夫带了30箱西方经济学术资料,但这位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很快意识到,西方教材上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198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林毅夫参加讨论会,一直在听各种意见,“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与此同时,林毅夫开始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职,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姚洋曾去林家借出国报名费,在林毅夫的家里,姚洋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踩在地毯上。“80年代,北大已经开始教授西方经济学,但还是纸上谈兵,谈不上应用。林老师回来之后,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书本上的知识可以用来解释和指导实践。”如今已经是国发院院长的姚洋说,“林老师本人的观点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他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有很大关系。林老师的政策建议不是从固有的理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

林毅夫并不认为在西方的经济学经典中有写给中国的现成答案,在他看来这也许正是他与张维迎、杨小凯,“以及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他所写的一篇名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中,他引用了杰弗里·萨克斯在一次访谈中的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在36岁时就成为东欧“休克疗法”的设计师,林在文章中特意指出,萨克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近年来萨克斯开始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因为“非洲目前需要的是公路、诊所、学校,而不是经济改革”。

林毅夫的一位学生提醒记者,公众总批评林是“多数派”,实际上他的研究最初也是“少数”。1990年他发表于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用经济学解释了1959—1961年大饥荒的成因,这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研究领域,很少有经济学家涉及;1980年代末,社会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不同看法,认为其使命已经结束,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承包政策开始动摇,但林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的增长,接近一半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后,成为引用率最多的论文之一。

“孤独?”  

林毅夫给北大本科生上的公选课叫中国经济专题,最大的教室都装不下热情的学生和旁听者,曾有一个学期第一堂课挤进将近1000人,几个助教手拉手站在教室门口,以防发生事故。第二次上课分成两个教室,林毅夫在其中一间教室里上课,另外一间教室电视同步直播。

林毅夫乐意和外界分享他的观点。与《人物》记者通过面访和邮件的多次交流中,只要时间允许,他不会回避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但同时,他又对采访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我现在很怕接受采访,大部分在外面传的我的观点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的观点。很多东西我都已经讲了几十次,比如我讲(中国经济增长有)8%的潜力,你上网上查,99%说我说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差别很大啊,我在各种场合一再纠正,但就是扭转不过来。”

校园之外,学术争论往往容易引申为“左右”立场之争。林毅夫的身上贴着“政府”的标签,一篇题为《危险的林毅夫》的文章称“如果出于乐观判断,仍去追求8%左右的增速,很可能加剧已经迫近临界点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成为新时期的‘大跃进’”,林的这位同行表示出担忧。

即使林毅夫对于中国经济的预言已经实现,但学界对于他的观点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去年,一家出版社召开纪念《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学术座谈会,张曙光、华生等12位学者尖锐地提出不同意见。华生在发言时说,“因为过去是这么一条路,今后继续走这条路就可以了?”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认为,中国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尽管不同意林毅夫的观点,但他对《人物》记者说:“不管别人如何批评毅夫,他讲了一些观点他是真信,他相信这个观点他就坚持。”

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市场”的同时,需要“有为政府”来消除经济发展、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各种瓶颈限制。他用数学模型和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假说做了检验。林的这些文章得到了来自国际重要学术刊物的认可,按1990—2000年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排名,林毅夫在世界范围内的引用率排名第205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作为第61位马歇尔讲座的主讲者,他在讲座中再次强调了后发优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观点,在他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已经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不知道那些奚落他的人底气在哪里?”网络上一篇评论文章里写道,“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林毅夫是体制内的人吧。”

“林老师对中国经验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既对发展经济学本身做出了贡献,也增强了我国的国际软实力。我常讲,经济学家能够把历史总结好就不错了。”姚洋说。

但在国发院内部,林毅夫的一些观点也并不能算主流。世行归来后,林毅夫更加强调对政府作用的认识,这在学院内部引起争议,多数老师认为,当下中国的问题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面对不同意见,林毅夫逐一回应,表现得温和理性。去年,张维迎受邀回国发院工作,按照惯例,他要先作一场学术报告,由国发院的老师投票决定。张维迎讲的是如何思考权力,林毅夫在现场提了很多不同意见,但会后他投的是赞成票。

与林毅夫结识近30年,姚洋没见他发过脾气,甚至不曾提高嗓门说话。姚洋也曾和老师林毅夫因为学术问题产生争论,第二天再见面刚好是中秋节,林毅夫拿起桌上的一块月饼,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递给姚洋一半,说:“都是年轻人嘛!”就算过去了。

2月4日凌晨1点,林毅夫给《人物》记者发来一封邮件,经他第二次修改的访谈文章结尾,这位总被荣誉、争议、官员、学生簇拥着的经济学家特意补充了一段内容。杨小凯去世10周年纪念会后,林毅夫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名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文章,称其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争论,是当年林杨之争的延续,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理想主义,难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是没有答案的,这也是为什么90%的中国经济学家就会说‘NO’,也只能说‘NO’,最终只会说‘NO’,并且以‘NO’标榜独立的原因所在。说‘NO’容易,说‘YES’不容易。”

深夜在邮件中引用评论里的这段话后,林毅夫再次用他的乐观结束整个采访,“我相信到头来我不会是孤独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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