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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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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叫“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通俗地讲,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大于投入的差值。因为这个差值很难归到是哪个生产要素产生的,所以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要素投入的整合,有形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也是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无形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技术。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看做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因为总产量不好直接计算出来,故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

全要素生产率.png


举例: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土地(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在内)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RMB,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RMB。那么,这150万RMB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RMB是由于投入了100万RMB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RMB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度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二、怎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

对应来说如何使得效率改善?宏观上是制度、税收和体制等的优化,如简政放权、放开非自然垄断行业、高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低或者免除某些特殊行业税收等等。微观上是企业管理的高效,采用科学化管理,激发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

技术进步当然就是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新工艺的采用,如通信技术的升级使得我们的沟通更加快捷;如前段时间炽热的VR能够使我们娱乐、交流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如各种酒类广告里说的新工艺酿酒技术,这一块对于身处社会飞速发展时代的我们深有感触。

规模效应对于有了解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生疏,举个坐公交车的例子,一个人坐车和满满一车人坐的功耗差别是不大的,但是收益却是天差地别。特别是重资产类企业更是需要规模效应来摊低成本,不然连保本都很难还不说盈利了。

三、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这么重要?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依靠的是投资增长所带来的资本劳动比上升。资本劳动比率——指用资本总量除以劳动总量得到的平均每个工人拥有的资本量。一般用单位时间内资本与劳动的流量来衡量。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1978—1994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达45.3%,2005—2009年大幅提高64.7%,预计2010—2015年将进一步提高到65.9%。在上述三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46.9%大幅降低到31.8%,并预计将进一步降低到28.0%。

由于以前的人口计划,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原来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普遍化,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再加上资源、环境等硬约束增加,世界经济近年来复苏乏力,我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也在减弱,这样对于以前的依靠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显然已经不可持续。

08年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虽然帮助经济继续维持了高速增长,但是也留下了许多弊端,其中以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众多为甚。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在*李的带领下我们没有再去选择以前的老路,不再把GDP增长速度看得那么重要,主动换挡降速进行结构性优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像此次座谈会议上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华强森所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路径就是把发展重点放在“质量”而非“数量”上。通俗些说,发展得‘好’是发展得‘快’的前提。”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也必须成为过去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动力。如果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经济减速乃至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克鲁格曼(1994)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该言论一出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广泛争论,其中,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比较各国经济发展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目前来看克鲁格曼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只是碰到了好时机,在作出预判后三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随后 “四小龙”在危机之后的迅速恢复,是战后少有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地区行列的经济体。事实是“四小龙”快速的投资中包含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而这在TFP测算中却被忽略不计了。

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但对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日本经济做出的反应是资本深化,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提高劳动力的人均资本数量。在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一直下降到-15%,这也是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要以史为鉴,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这些表述表明,我国要在新常态下启动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让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速度。

四、将带来哪些影响?

1、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势在必行!

11月4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

12月初,在和专家们就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座谈时,李克强重申,要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和“僵尸企业”退出,促进企业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回升。

李博士近期两次连提处置僵尸企业,可见这个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之严重。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煤炭等行业全行业亏损。“卖一吨钢铁的利润买不了一根冰棍”的故事屡见不鲜。这些行业、企业的存在只会继续消耗本就不充裕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僵尸企业”多是些国有企业,要让它们退场必然要求深化国企改革,所以这两年我们经常看到各类国企合并、混改、国资证券化等等动作频频不断。如中国远洋集团与中国海运实施重组;中航工业旗下资产整合;在能源等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筑、电力、铁路等产能过剩行业众多国企央企面临大规模合并重组;钢铁稀土等行业面临转型机遇和重组整合。

这些措施其实说到底就是让资源重新配置,使得落后产业的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新兴、服务业等生产效率高的行业。那么在这些落后行业内存不存在投资机会呢?肯定是有的,今后必然会迎来更多的资源整合行动。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在几年前就被提及,市场投资者对其都没有信心,都不看好其未来发展,所以给予这些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低,而这里面会不会存在林奇所说的“沙漠之花”呢?会不会有一些企业在被我们冷落的行业内顽强发展着?市场估值已经低于其内在价值,只是受投资者悲观情绪影响?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因为这些行业在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比较高,“僵尸企业”的退出在短期内会带来银行坏账、职工下岗等一系列问题,而维稳是我们国家最看重的,这也决定了这个过程比较缓慢,考验持股耐心和定力。

2、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胎政策、完善社保体系,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便捷自由,为二、三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不仅能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放开二胎政策对劳动人口的影响到十几年以后才能显现,所以目前利用延迟退休年龄来增加劳动人口的投入,虽然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个举措,但有时我在想未来随着机械化、智能化的推进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呢?那时机器人已经代替了许多繁杂的人工劳动。

打破一些领域的垄断、有序推进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让更高效的非公经济壮大,也有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像电信、银行、医院都有了民间资本的身影,这样不仅能加深市场竞争作用,也能激活国有资本。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最近比较热的注册制推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保护。通过发展金融来促进创新,目前中国的金融尚且不足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创新,中国缺少优秀的天使基金、风投、私募。基于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都需要产业资本支持,而这无疑是各类创投的职责,所以创投必是未来发展的大风口。

3、‘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供给端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微观上有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宏观上有人口、制度、资源与技术等。需求侧就是央行狂印钞票,财政狂收税用于投资,于是就"创造&#  34;出了旺盛的国家需求,拉动经济维持繁荣,像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老美这些年的QE计划。

我们除了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外还要谋求‘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大力发展各类高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四大支柱”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其中移动支付、手游、物联网、语音技术、网购、计算机软硬件、网络安全,都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范畴。我理解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淘汰多余的供给,增加新的、能刺激产生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城市宜居建设、医疗教育改善、城镇化等从需求端满足民众内需,降息不仅是促进投资也是促使部分储蓄转变为消费。个人理解是‘供给’与‘需求’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没有侧重要兼顾,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供给催生需求,需求促进供给。

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劳动、土地等多种要素的投入,因为资本、土地等要素很难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核心的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组织创新等因素。政府干预经济的体制需要改革,只有推进反垄断、国企改革等,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并激励研发;税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有较大变化,2002年—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5%—6%;而2008年—2013年,增长幅度下降到2%—3%。IMF预测,下一步,如果中国把正在试点的自贸区改革等推广到全国,这对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度贡献可达到0.8%;再全面推进和落实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该生产率可再提高1.3个百分点。IMF给出的测算数据显示,如果中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坚定不移推进改革,那么,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今后5年将达到5%—6%。所以说改革是必须的,虽然会有困难和险阻,但冲破这层困境就会迎来另一番景色。

下面是几位经济学对此的看法:

楼继伟(现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曾表示,现在的关键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增长。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也就是在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比如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关系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创业就业等,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问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刘尚希(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建议,要用系统思维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财税方面,要采取鼓励研发创新、加速折旧、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等优惠政策,同时,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和户籍改革,促进建立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劳资关系,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技术创新,教育、卫生、社保、养老等相关措施也要跟上。“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劳动力要素就像物理学上的分子剧烈运动状态,不容易形成人力资本积累。今后的城镇化不能仅是‘物理反应’,而要成为一种‘化学反应’,使整个经济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这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新的时空上的重新聚合,是一种新的文明状态。”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曾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效率有所提高,但这个过程即将结束。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高连奎(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究主管,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专家顾问,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分析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产业结构陷阱,二是生产率陷阱,三是社会需求陷阱。其中,产业结构陷阱最应引起注意,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方法。同时,要对传统企业进行更新改造,加大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准。此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福利保障问题。“做好这些,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六、概念本身存在的不足

对于测算的数据目前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这里面的误差不小,产出和要素投入都很难测量。比如说,前些年国际上一直怀疑中国的GDP被高估了,因为这么高的增长率难以置信。后来经过2004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普查,发现其实是被低估了,特别是服务业产值被低估了,结果又分别把GDP上调16.8%和4.4%。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统计局又把2013年的GDP上调3.4%。要素投入方面人力资本测量以什么衡量?目前是教育水平,但教育水平能很好的说明生产效率么,如果工作时偷懒没有积极性怎么办?物质资本方面像投资,修一栋厂房算作投资,而要是买一个上千万的与生产无关紧要的物品算不算投资?一个企业购买一台先进的机器,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这个是投资,是需要从产出中扣除的。可机器不是一堆钢铁,它本身包含了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投资”中是“嵌入”了技术进步的。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技术进步是要算在全要素生产率里,还是算在投资里?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对于这个数字的本身还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其本质是没有问题是需要得到重视的。

七、总结

从系统和整体上出发,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要素“1+1>2”的部分。差值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差值越小,全要素生产率越小。“没有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有了生产要素,还要讲究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1+1>2’的效应。但这不是要增加某一个生产要素,而是要讲究一定的配比组合,也就是需要创新技术工艺、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不同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率不一样,只有进行资源优化组合,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前文提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涉及到新技术的创新与运用,更加高效的管理方式,专业化的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高效的生产过程。资源要实现更好的流动,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行业间从低生产效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效率的公司。生产、消费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方式的转变。宏观管制制度、税收、调控手段的市场化、高效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是句口号,更是会落实到现实,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的发展更具有质量和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风清月明驻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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